直新闻：当地时间周五，美国下一任总统拜登突然被告知，与美国国防部的过渡接洽工作将被延后至1月1日。而拜登团队对此表示毫不知情，您认为，五角大楼为何突然中断过渡工作？
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：我查阅了一下五角大楼网站，美国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在声明中主要谈了以下几点：一，国防部会继续就过渡工作提供“所有必要支持”，且“从未取消和拒绝”任何过渡会晤；二，基于“双方共同议定”的节假日，过渡接洽工作要在明年1月1日后才能继续；三，列出一系列数据，指五角大楼当前围绕权力过渡而产生的工作量已经超出以往。
简而言之，米勒想说的是，首先表明立场，从来没有抗拒过权力过渡；然后话锋一转，既然大家年底都要放假，那过渡工作暂时就不干了吧；至于为什么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干去休假，那是因为今年干的已经足够多了。
说白了， 就是一个“拖字诀”。而这也不是美国国防部第一次拒绝拜登团队的过渡会晤了。2020年11月3日大选之后，五角大楼一直拒绝与拜登过渡团队接洽，原定于11月24日的双方会晤，拖到本周一美国选举人投票正式确定拜登是下一任总统后，才得以进行。而不到4天后，五角大楼再次按下了暂停键。
在美国联邦政府体系中，掌管武装力量的国防部无疑是最重要的部门，没有之一，而如今距离拜登宣誓就职已经不到5周时间，在如此紧张的时间表之下，米勒还要求休息两周，美媒Axios就表示，这背后是特朗普政府高层迄今为止，对拜登团队的敌意和不信任最集中的一次体现。
拜登过渡团队执行主任亚布拉罕对此表示，过去几周里，许多政府部门和机构为权力过渡提供了协助，然而有一些部门则顽固抵抗，“国防部就是其中之一”。所谓“双方达成共识的休假”完全是无稽之谈，在此前持续的延误之下，目前已经完全没有冗余的时间可供挥霍了。
彭博社就指，如果没有国防部的充分配合，美国政府的权力交接别说在拜登宣誓就职之前，甚至1月内都可能无法完成，而这也许正中特朗普的下怀。外界不清楚，米勒此番决定是否为特朗普授意，但我们清楚的是，米勒发表声明当天，特朗普日程中唯一公开的事项，就是与米勒会面。
美媒普遍认为，米勒的前任埃斯帕是因为“不听话”而被特朗普炒了鱿鱼，而米勒的最大优点就是“乖巧”。要知道，今年8月之前，他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个小顾问，11月9日特朗普将其提拔至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可谓是一步登天。在特朗普选举失利的背景下，米勒的任期满打满算也就不到两个月，可以说明面上，他唯一的工作任务就是协助和拜登团队的交接工作，他的前途也指望和即将上任的一票国防部大员打点好关系。
而如今米勒公然从中作梗，不惜职业自杀，很难说这背后就没有他老板特朗普的因素存在。本周一选举人投票结果出炉之后，特朗普翻盘此次大选结果的努力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，无论他是否还有后手，特朗普首先需要的是更多的时间。
但根据美国《总统过渡法案》，“对行政权力交接的任何阻碍，都会对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人民的安全和福祉造成危害”。讽刺的是，今年席卷美国的新冠疫情某种意义上，反而为特朗普阻碍权力过渡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。正如米勒在声明中写道，暂停交接工作期间，是为了“将重点放在应对疫情大流行，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分发疫苗之上”。
正所谓，你有你的屠龙刀，我有我的倚天剑，反正遭殃的都是美国人民。
直新闻：周六，港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，若公务员不愿签署声明拥护《基本法》和效忠特区，会令人怀疑其忠诚度，及是否仍适合在政府服务，会考虑依条例要求该人士离开公务员队伍。他同时呼吁社会不要无限放大事件，将宣誓效忠无限上纲上线。您对此有何评价？
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：首先，无论东西方，无论何种意识形态，效忠是行政机构中的基本政治伦理。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《政治学》中论及行政人员的任用时，就明确指出，首要条件必须是效忠于现行政体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5年“公务员忠诚案”中也表明，公务员忠诚义务的核心是政治忠诚，要求公务员明确远离攻击、反对和诋毁国家乃至现存宪法秩序的企图和团体。
其次，宣誓效忠更是必要的。德国公务员的“效忠理论”认为，宣誓效忠在于产生“效忠义务”，而“效忠义务”是公务员和政治实体之间的“心理契约”，即国家期望公务员具备履行这项义务的自我意识，并能体现于公务员的外在表现之中。
因此公务员不仅要宣誓效忠，还要积极维护宪制秩序以证明自己能够履行“效忠义务”，其中就包括行使言论自由时不得违反“效忠义务”，更不能加入任何偏激、极端、违背宪制秩序的团体。
香港回归23年以来，由于去殖民化和国民教育的缺失，香港公务员群体对“一国两制”之下“效忠义务”的理解，和履行“效忠义务”的自我意识，都相对淡薄。去年“修例”风波期间，不在少数的公务员走上街头支持反政府示威者。2019年8月，时任劳工处劳工事务主任颜武周等一系列在职公务员，更是明确以公务员身份发起反政府游行示威。
此外，香港公务员头上还有一个集体迷思，那就是所谓“政治中立”问题，尤其是将“在政治问题上不偏袒任何一方”的论调指向“特区政府”。但事实上，翻开2009年香港《公务员守则》，不难发现“政治中立”的首两项要求是指“不论本身的政治理念为何，公务员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”，和“在履行公职时，不得受本身的党派或政治信念所支配或影响”
换言之，“效忠政府”才是“政治中立”的前提，所谓维持“政治中立”其实针对的是公务员自身的政治信念和政党隶属关系。其背后的逻辑在于，无论政府几经选举更迭，始终有保持“政治中立”的公务员以“效忠国家”和“效忠政府”为前提，公平公正地维持社会正常运转。
事实上，港人对这一套逻辑不应该感到陌生，诞生于港英殖民时期的香港公务员群体就是按照这一逻辑建立的，其“业务精干、政治可靠”的名声部分也正是来源于此。讽刺的是，回归后的香港公务员竟然以“政治中立”为名来反对国家、反对政府，而这也凸显了引入宣誓效忠仪式、培养履行效忠义务的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和急迫性。
